前天是“五四青年节”，也是北京大学建校125周年的日子。
在庆典上，一位白发老人出现在人们面前，她宣布将自己多年来获得的奖金以及部分积蓄，共计一千万元人民币，全部捐赠出来，用于支持敦煌学的研究。
在捐赠仪式上，这位老人说了一句话，让人久久难忘：
“做人不能只为自己打算，要把所得的钱用在对社会有益的事业上。”
她，就是被誉为“敦煌女儿”的樊锦诗。曾任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，她的一生几乎都与敦煌紧密相连。出生在上海，毕业于北京大学，最终却在敦煌扎根半个世纪，把这片大漠与石窟当作生命的一部分。今天我们能看到完整的敦煌，离不开她和她的付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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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 阴差阳错，终身守护
1962年，北大考古系的樊锦诗因一次实习机会来到敦煌。起初，她只是出于兴趣，但当亲眼看过一个又一个洞窟后，震撼油然而生。
然而，震撼的不仅是艺术，还有生活的艰苦。
研究院的宿舍是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土屋，一天只能吃两顿饭，没有水电，更别提厕所。一次深夜，她想去方便，却在门口看见两只闪着绿光的“眼睛”，以为遇到狼，吓得缩回屋里一夜未眠。第二天才知道，那其实是一头驴。
樊锦诗的家庭条件优越，父亲是清华毕业的工程师。她从小生活在舒适环境里，从没吃过这样的苦。实习几个月后，她因水土不服和营养不良，只能提前离开，心里暗暗想：“我再也不回来了。”
可命运另有安排。毕业分配时，敦煌研究院来要人，她还是被派回了这片荒漠。父亲心疼她，写了一封厚厚的信想让她转交学校领导，替她申请调动。可她终究没递出去。于是，她背上行囊，再次踏上那条注定与敦煌紧密相连的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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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 家与事业的拉扯
1967年，樊锦诗与同学彭金章结婚。但一个在敦煌，一个在武汉，他们一分居就是19年。
起初，北大的老师曾承诺三年后会帮她调去武汉，可文化大革命让一切推迟。两个孩子也都在敦煌出生。工作繁忙的她，只能把孩子留在宿舍，用绳子拴着。下班回来，听见孩子大哭，她反倒安心：“哭就好，说明还平安。”
多次申请调动未果，直到1986年领导终于同意，她却犹豫了。那时，敦煌已深深融入她的生命。她任性地对丈夫说：“我不走了，你要不来吧！”
于是，彭金章放弃在武汉的事业，来到大漠，与妻子并肩奋斗。此后31年，他陪伴她守护敦煌，留下上千年的文化档案。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，樊锦诗几度哽咽：“我觉得他一直在身边，支持着我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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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 数字化敦煌，留住千年文明
1998年，樊锦诗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。她推动国际合作，引入先进技术监测洞窟环境，抵御风沙入侵。她改善研究条件，为年轻人争取深造机会。慢慢地，敦煌研究院成了国内文物保护界人才最集中的地方。
然而，她最重要的贡献，是开启了“数字敦煌”的时代。
随着莫高窟的开放，数十万游客让脆弱的壁画和彩塑面临巨大威胁。禁止参观不现实，开放又可能毁坏，这让她夜不能寐。于是，她提出了一个大胆想法：用数字化技术为每一个洞窟建立“永恒档案”。
这项计划持续十年，最终在2016年上线了“数字敦煌”网站。只要打开电脑，人们就能全景参观30个洞窟，细致到每一笔线条都清晰可见。虽说实体莫高窟终将被时间侵蚀，但数字化影像能让这份文明长存。
谁能想到，这样的成果竟由一位年过七旬、不熟悉互联网的老人推动完成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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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 只念敦煌，不恋名利
樊锦诗淡泊名利，生活简朴，却在学术上无比执着。
2006年，她将考古报告交给恩师宿白先生审阅，得到的反馈是“不行”。她立刻推翻重写，历经六年反复，才最终出版。
2009年，她被评为“感动中国人物”，她却困惑：“我怎么就感动中国了？”媒体采访，她也总是摆手：“别写我，多写敦煌。”
即使在年近80岁卸任院长后，她依旧牵挂着莫高窟。她常说：“没有敦煌，人家谁会知道我是谁？那不是我的荣誉，是敦煌的荣誉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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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25岁初到敦煌，到84岁将一千万积蓄捐出，这位老人用一生守护了莫高窟：
- 30岁时，在动荡中保护文物；
- 40岁时，见证敦煌通电；
- 60岁时，出任院长；
- 76岁时，完成数字展示中心；
- 84岁时，慷慨捐赠。
她始终觉得自己“很普通”，可在世人眼里，她早已是敦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这个倔强、朴素，却满心牵挂敦煌的老人，把青春和生命都留在了大漠，留在了那些千年不灭的壁画之中。
发布于：天津市